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召开，张存浩、程开甲两位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袁隆平院士继2001年获得同样奖项后，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对有功之科学家给予如此隆誉并以之数百万元高额奖金，这种做法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这并非第一次国家科技大会，也非第一次重奖科学家。自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来，中国已多次召开类似会议。一项活动得以持续多年并不减其盛，已说明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而对当下中国来说，它更具有特别意义，直接关系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
比起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在更需要提升科技水平。过去很多年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低端制造业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依赖的乃是低成本优势。这低成本首先就在于劳动力便宜，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可用。其次是在自然资源上，土地、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等，价格都远低于国际水平。再次是环境成本极为低廉，大多数污染企业从未考虑过要为制造污染埋单。
然而，以上几个方面近些年来都已发生显著变化，低成本时代已渐告终结。农村“剩余”青壮劳动力基本被城镇工商业吸收殆尽，想继续以低工资招揽工人已经非常困难。自然资源价格低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以低成本取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提升技术水平、改革制度系统、采用新的产业组织等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已经势在必行。
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其他国家的经历和经验看，在经济开始现代工业发展的早期即“产业革命”或“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而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广义上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有形资本积累。中国是不是应该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要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而不必如以往那样高度注重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
需要警惕这样的含糊之论。近两三百年来，世界财富的主要来源都在于工业，而工业发展又极大依赖科技创新。欧洲近世以来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随后美国、日本等相继也成为发达国家，它们相对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建立起明显的科技优势，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其他地方。而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工业化高峰、转而进入“去工业化”进程后，欧美国家的债务和金融危机随即爆发，公民就业也面临更多困难。
传统西方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如以往。《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谈到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一位在耶鲁大学攻读纳米生物工程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向他抱怨他大学时的所有伙伴都成为了投资银行家，他们的挣钱能力和财富拥有量远远超过他这个科学家。弗里德曼深有感触地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为律师的美国年轻人开始超过想成为工程师的年轻人，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想就读于商业学校获得MBA证书的年轻人数量以压倒性优势超过了想成为工程师和律师的人数。
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一、并且占有全球三分之一分量的时代，也是美国年轻人希望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多于希望成为医生、律师和银行家的时代。科技发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工农业发展，奠基了美国的巨大实力，也是大量美国人实现就业、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当这种形势发生倒转时，美国所面临的不仅是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而且是实际高于20%的失业率。
中国今天更应该强化，而非弱化对科技和实业的追求。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企业开始浮出水面，如通信硬件制造领域，中兴公司2011年申请专利数量已居全球第一，同样注重科技研发的华为公司如今已成为全球营业额最大的通信硬件供应商；装备制造领域，徐州工程机械公司、三一重工，都已成为国际知名企业。这些富有技术含量的企业的成批出现，加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中国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新保证。
总体而言，中国在科技上有很大优势的领域还不够多，“中国制造”也还远大于“中国创造”。中国要更上层楼，改善更多公民的生活面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壮大实业，殊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