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是个股民，一定知道
三一重工这只被称为“中国股改第一股”的牛股；你如果是个企业家，一定听闻了许多坊间有关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传奇故事，他在20年中，让三一所制造的混凝土泵车全面取代进口，跃居国内首位，且产销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
可是梁稳根不这么看，他认定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个体户”。如果填写一份个人履历，他会如实写下这段话：“刚开始是个贩羊的小贩，后来做过酒与玻璃纤维生意，如今建立了三一集团。”
不过，现实往往比某些人自述的更魔幻。三一集团拥有三一重工、三一国际、三一重机、三一汽车、三一重装、香港新利恒、三一通讯等众多企业。作为核心企业的三一重工占地面积1500余亩，员工超过6000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混凝土输送设备制造基地、品种日益齐全的
工程机械产业基地。梁稳根这个大个体户，照样有着“人类因梦想而伟大”的座右铭。在洛阳铜加工厂实习时，梁稳根就扬言要办一个如洛阳铜加工厂的大企业-当时的洛阳铜加工厂仅职工就有上万人；而在创业之初，他便将三一集团定位于“民营经济的试验田”。
中国一部分人已经隐然迈入“先富阶层”，2010年12月，福布斯中文版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发布2010年《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将达到38.3万人。而对于这个日益庞大的富豪阶层，社会给予最多的关注已经不在于其拥有的耀眼财富，而是其能够通过财富积累创造一种什么样的财富文化。引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
不过，这种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富豪生活模式调查，仍然摆脱不了道德争论的紧随其后，说明富豪阶层本身在当下同样有一种文化焦虑感：他(她)们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社会文化坐标，以作为自己人生方向的参照。如果将问题置换到这件事中，人们心中的疑问就是：财富与“品位生活”的交融点和分界点分别在哪里？
梁稳根显然正在身体力行做一个财富价值观的探索者。他为三一集团建立的企业文化理念丰沛卓然。三一使命：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企业精神：自强不息、产业报国；企业核心价值观：先做人、后做事、品质改变世界；他所要求的三一作风：疾慢如仇、追求卓越，在集团中所倡导的三一信条：人类因梦想而伟大、金钱只有诱惑力、事业才有凝聚力……
寥寥数语，生动描绘出梁稳根作为企业家而非富豪的身份自觉。企业家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既会对少数以非法谋取暴利富豪群体、官员群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时刻警惕与官员群体的结盟，防止这些掌握权力与金钱的人操纵社会的发展方向，又会处于学识、良心与利益的综合考量，时不时要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言，因为像梁稳根这样的草根企业家，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从农村进入CBD，他的根依旧留在父辈的血缘沉淀中，他从小身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都促使梁稳根对“社会责任、政治意识、文化建设、道德中坚、慈善公益”等名词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也清楚地知晓：如果社会无法形成一个朝“帕累托累进”(即让大多数人受益)努力的制度，稳定就无从谈起，社会价值观就会分裂为不共容的两极，不公平带来的震荡会扭曲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梁稳根正在努力将自身推向理想中的企业家，这类企业家是“好的制度”坚定的推动与维护者，他们期望拥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权，期望“好的制度”能构建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凭借学习、努力而不是权势的世袭；凭借同一个起点的打拼、竞争而不是“超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的悬殊落差，打通更多的向上通道；他们更期望在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制定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够有发言的桌子，所形成的任何社会公共制度都是就经过多数人同意而不是少数人拍板的；梁稳根是好的制度坚定的捍卫者，在面对制度中的不好之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合力推倒重来。
梁稳根的工程机械梦想已经部分实现，他目前更想追求的是求仁得仁，探求“创造财富只为世界”的价值观。在企业内部，他先后创造了“三一董事降薪90%”、“5000员工提降薪申请、公司称未被接受”、“推出千亿回报奖、到时员工可获10倍回报”等一系列常人有些难以理解的故事，他总是说：“我梦想，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由于我们三一人积极地实现我们的梦想，中国人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敬。”“我梦想，三一成为世界上备受推崇和尊重的公司，成为世界工程机械先进技术的领导者。”“我梦想，三一员工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令无数人羡慕的人”……他将个人创业激情与带来三一员工创造奇迹的能量激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自己梦想的全部。
梁稳根显然是有睿智的。中国某些企业家的创业轨迹乃至炫耀的生活方式之所以遭受争议，不在于民众“仇富”，而在于现代社会文明中，一种权利是否合理正当的判断基准是不要以损害他人权利为前提，无论是自顾自身拥有天文财富却把企业员工当成廉价劳动力，还是过度追求慈善美名却忽视了企业发展，都是对企业家身份的误读，是企业家自身一种所谓的“崇富情结”在作怪，这些企业家的价值观与民意相背，违反了民众共同遵循的社会规则。
当企业家模式中的条件预设成为某种集体有意识行为时，本身就已超出了道德范畴。这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心态。将市场经济简化为物化交易，将经济人理性理解为损人利己天经地义，将企业壮大扭曲为逃税漏税、产品造假，成为某些企业家的可悲剪影。如果没有对顾客的诚信以待，梁稳根能够从特种焊接材料中掏到第一桶金么？如果没有对产品质量、价格及综合服务的精益求精，梁稳根能从工程机械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么？如果没有对社会公益慷慨解囊持之以恒的至善追求，没有在企业发展同时慷慨回馈广大股东及企业员工，梁稳根能被民间心悦诚服地尊称为2010年度十大财智领袖人物？可以说，梁稳根不仅在经营一家企业，而且在经营自我人生、经营为社会奉献之路上，创造了普通企业家难以企及的人文境界。
中国哲学有“道”与“术”之辨。内地企业家近年来一阵风似地热学比尔·盖茨、李嘉诚、王永庆等叱咤人物的经营书籍，钻研所谓的发财之“术”。可他们更应当沉下心来，认真思索比尔·盖茨、李嘉诚、王永庆的为人之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从单一产出物质财富走向推动员工共同创富、参与慈善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化产品及服务的人格化体现。如此，才不会辜负振兴民族产业、实现“中国制造”及“中国创造”宏伟蓝图的时代重任。
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观点看似矛盾，其实却存在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歌颂人们出于自利考虑的创富本能，指出市场中的人们为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可以激发所有潜能，去发掘各种“发现财富的途径”，市场经济因此而繁荣，人们因此而拥有比以往多数十倍的物质、科技乃至文化财富。而《道德情操论》中的亚当·斯密，则提出富裕之后的人们，应当自觉追求道德的丰盈，通过关怀他人、救济弱者以及政府创立公正合理的二次分配制度，来达成由后来者提出的“帕累托改善”——无论何种改革，都要有相应的弱者补偿机制，保证一部分人不会成为另一部分人获益的牺牲者。
亚当·斯密向“先富群体”提出一个命题，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富群体，衡量“先富群体”的成功不仅仅来自财富数据，也涵盖了其社会声望、财富正向运用度、投身慈善事业的积极程度。梁稳根显然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宣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共道德感召，不再单一注重唯物化的经济收益，不是通过从初级的产品质量把关、销售流程控制、售后服务管理，以及中级的缺陷产品召回、危机公关完善、管理制度改进，来完成一家企业或一个企业集团的成功。而是以更高级的社会责任践诺、企业伦理优化，达到所宣称的“百年老店”品牌塑造。显然，梁稳根与他的三一集团，正走在这条路上。
